杠杆策略韦杰的好人缘从何而来？跟排长换中华烟抽，曾接济原国军鲍如西

1973年7月的川藏北线上，天刚蒙蒙亮，风里已经透出一股寒意。车队停在一处兵站前，几名年轻战士正围着一辆双排座丰田越野车忙前忙后，有人忍不住小声嘀咕：“首长都快六十了，还真要一路颠簸进藏啊？”话音不大，却被车里的老首长听得清清楚楚，他笑着摆手：“路怎么走，得亲眼看看才踏实。”这位坚持要走陆路、坚持要到海拔最高的哨所去看看战士们的老军人，正是当时成都军区党委副书记韦杰。

很多人提起他，总爱先说一句：“这人身上有股子亲劲儿。”领导不少，可像他这样在战士堆里不见隔阂、在干部中又不失分寸的，并不多见。韦杰的“好人缘”并不是一句客套话，而是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口碑。要弄明白这份口碑从哪儿来，得从他进藏那一段路说起，再往前追到他与起义将领、普通战士之间那几桩看似不大的小事。

一、1973进藏：一趟“不省事”的路

1972年，韦杰恢复成都军区党委副书记职务。那一年，他年近花甲，经历过战争年代的生死场，也熬过风雨飘摇的岁月。西藏军区在1969年划归成都军区建制以后，他心里就一直记挂着那片边防线，却迟迟抽不出身。到1973年，他终于下定决心，要亲自去西藏军区所属部队看一看。

起念的过程颇有些突然。当时，他正在率队前往兰州参加工作，行军途中，临时作出决定：“不再往前了，改道去西藏。”随行的首长、秘书、司机都愣住了。大家都明白，高原不是一般地方，说去就去，风险很大，更别说那里路况艰难、气候多变，稍有不慎就可能酿成事故。有人建议等回成都后再坐飞机进藏，既安全又省事。

劝说并非没有道理。兰州军区的领导专门出面提醒：“您一没带警卫员，二没带专门保健医生，这样走很不安全。要真想去，不如先回成都，乘飞机再来。”按常理，这样的安排更稳妥。然而，韦杰考虑的却是另一个问题：时间。

他算了一下往返所需，摇头道：“再折腾一趟，就得拖很久。我这岁数了，是该抓紧了。北线的兵站、道路、地形，得亲眼看看，战士们怎么生活，也得亲身感受一下。”他没有说大道理，只是把心里的打算摆出来。几位军长对视一眼，谁也没再提“先撤回去”的建议。军人出身的人，明白一件事：带队的人既然已经决定走一条更难的路，下属再怕麻烦，也不好独自图省事。

为了这趟高原行军，地方上给他们调来了一辆性能相对可靠的双排座丰田越野车。7月12日，车队从内地出发。按说那时正值盛夏，但一进入高原，热浪便消失得干干净净。早晚气温偏低，空气湿冷，间或飘起细雨。车窗外，山势渐渐高耸，云雾在峡谷间游移，天气说变脸就变脸。

韦杰的身体本就不如年轻人，刚上高原，高反就找上门来。头痛、胸闷、恶心，这些症状一个不落。兵站的军医给他吸氧、喂药，效果有限。随行人员建议他在兵站休整一段时间，等缓过劲再往前走，他摆摆手，没有同意，理由很简单：“我一个人停下，车队也得停，大家都在这儿耗着，不合适。”

这种“不省事”的心态贯穿了整趟行程。往西走得越久，天气变化就越明显。某日行军途中，天空骤然变暗，冰雹打在车顶上噼里啪啦作响。韦杰让司机放慢车速，又摇下车窗往外看，远处山顶已覆上积雪，山风卷着冰粒灌进车里，高反的头晕似乎缓了一些。

长途跋涉后，一行人终于抵达西藏军区。当地参谋长迎出来，安排他们看望各部门的干部和战士。韦杰每到一处，都要停下来和战士握手，问吃得怎么样，冷不冷，有什么困难。战士们得知他是一路乘车进藏，而不是坐飞机来的，心里多了几分尊敬。有人悄声说：“他这岁数，走这条路不容易。”

二、山口上的一杯茶：中华烟换绵竹

到了西藏，韦杰的行程并没有就此放缓。听说藏南有一个边防团驻守在则里拉山口、乃堆拉山口一带，他当即表示：“要去看看。”那时正赶上八一建军节，他提出要和驻守在高海拔一线的战士一起“过节”。

西藏的山，和内地很多地方见到的山不太一样。更高，更陡，天气变化更难捉摸。为了他的安全，边防团特地给他准备了一根结实的拐杖。第二天一早，大部队动身向山上走。路刚开始还算平缓，海拔越高，坡度越大，空气就越稀薄。没走多久，他的嘴唇便发青，脸色发白。

随行人员赶紧招呼卫生员拿出氧气袋，打算让他先缓一缓。谁知袋子刚拎出来，问题就出现了——可能是出发时没有拧紧阀门，也可能是袋子本身有细小破口，一袋氧气早在路上漏得差不多。卫生员急得直冒汗，负责的人忍不住发火，几句重话就脱口而出。

眼看气氛变得紧绷，韦杰主动出声：“别骂了。事情已经这样，再吼也补不上。以后注意就是了。”他见大家脸上仍旧有担心，干脆又补了一句：“放心，我出不了事。真要在山上出了大事，再吸氧也来不及。”一句话，说得既不夸张，也不逞强，却把危险看得很透。团长没再责怪下属，警卫员赶忙扶住他，继续往山口走。

随着海拔持续升高，连二十来岁的战士都开始喘得厉害。有几个年轻警卫暗暗觉得吃不消，却谁也不肯喊停。有人心里打鼓：“首长都坚持上来，我们怎么好说累？”这种“比着首长硬扛”的心态，看似倔强，背后却很能说明问题：只有在他们觉得“首长不把自己当外人”的前提下，才会这样较真。

两个多小时后，大部队终于来到则里拉山口，与坚守在此的边防官兵会合。山风呼啸，云雾时而遮住山梁，时而被风撕开。战士们一看老首长亲自爬上来，围了个水泄不通，有的帮他捶背，有的递水，有的把仅有的罐头和干粮拿出来塞到他手里。这里的生活条件艰苦，能留下来的多半是硬骨头，可面对这位带着笑意的老军人，大家显得格外放松，有人甚至习惯性地把手搭在他的肩头，讲话不再拘谨。

在山口的一处工事旁，有个排长端来一杯热茶递给他。他接过杯子，先凑近闻了闻。高原上水源特殊，煮出的茶带着淡淡的土腥气。他喝了一口，忍不住问：“这茶叶，是咱们高山上特有的？”排长赶紧解释：“首长，那不是茶叶的问题，这水是化雪水，多少有点味儿。”

韦杰听完，没有露出一点嫌弃，反而仰头喝了一大口：“那更要喝，都是你们每天喝的水。”说完，他伸手从裤兜里掏出一盒中华烟晃了晃：“咱们换换烟抽，你抽我的，我抽你的。”

排长愣了一下，有些为难地说：“首长，我抽的是两角钱一包的绵竹。”他有点不好意思，怕自己拿不出手。韦杰头也不回：“那有什么，快换。说不定你的比我的好抽。”话说得干脆，完全没有“首长”的架子。

排长这才把自己那包绵竹递了过去，接过中华，手却有点发抖。周围的战士看在眼里，心里各有感触。韦杰夹起一支绵竹，认真点着，抽了几口，顺手对秘书吩咐：“把我带来的烟都拿出来，分给大家。”唐秘书打开包，把一盒盒烟分给战士。有人一边鼓掌，一边忍不住抹眼睛。对他们来说，烟不只是烟，更像是一种信号——这位老军人愿意把自己看得和他们一样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种小细节往往比正式讲话更能拉近距离。在高山哨所里，一杯掺着雪水的茶、一支两角钱的绵竹烟，让战士们看到的是：领导来不是走过场，而是真心想坐到他们中间去。

三、起义营长的40元：旧部队，新感情

如果说高原上那杯茶、那包烟体现的是韦杰对基层战士的态度，那么他对出身复杂、经历曲折的军人群体，同样是另一番耐心和真诚。

新中国成立前后，不少原国民党军队官兵在解放战争中起义或投诚。对这些人怎么安排、怎么团结，是新生政权要认真处理的大事。既要讲原则，又要讲感情，既不能简单排斥，更不能放任不管。韦杰在部队工作多年，对这一点心里有数。

鲍如西，就是这样一位有代表性的军人。他原是国民党某起义部队的营长，投向人民军队后，被安排在部队中继续工作。身份虽然已转变，但心理上的磨合需要时间。对于许多类似出身的干部来说，最难熬的往往不是枪林弹雨，而是如何在新环境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某次，韦杰听说鲍如西在感情上遇到了麻烦。那时部队里谈婚恋并不轻松，家庭出身、历史问题、组织意见，层层叠叠。鲍如西和对象小王之间产生了分歧，人一着急，说话就容易过火，两边关系一度紧绷。这个消息传到韦杰耳里，他没有当作“家务事”推开，而是主动找人谈话。

那天，他把两个人都喊到办公室，耐心听完前因后果，然后把两人的性子、顾虑一点点捋清。他没有简单站队，而是提醒两人：“明天是休息日，你们别窝着闷气，出去走走。玄武湖风景不错，到那儿散散心，把话说开，总好过冷着脸。”在许多年轻人看来，这样的关心有点“多事”，可对当事人而言，却是真正的解围。

这种处理方式不需要豪言壮语，也不图立刻见效，却很能打动人。鲍如西后来回忆，有一句话印象很深——韦杰在劝解时，不止讲爱情，还讲责任：“部队里的人，婚姻稳定，不只是个人的事。”这话说得不重，却透着清醒。

几年之后，部队按政策安排，一部分干部退出现役，转业到地方。鲍如西离开部队，到了地方单位，当上教员。职务不高，担子却不轻。刚到地方的那段日子，工资不高，家里人口多，日子紧巴巴。他给韦杰写了封信，一方面报个平安，一方面也说了现实困难。

信寄出去以后，他并没有指望能得到什么实在帮助，只当是一位旧上级偶然收到一封问候信。谁知不久之后，邮递员送来一封回信，里面夹着40元钱。那个年代，这不是小数目。韦杰在信中说得很朴素，大意是：“转业后日子难免清苦些，慢慢会好起来。这点钱不多，你先应个急。”

鲍如西后来提到这段往事，总爱说一句：“40块钱，谁拿得出，可不是什么人都愿意拿。”有意思的是，在他看来，两人的关系其实谈不上多亲近，说“萍水相逢”并不夸张。共事次数不多，谈话机会有限，严格说来，属于工作上偶有接触的那种干部。但恰恰是这样一种“远一点”的关系，反而更显得难得。

这笔40元，既不是组织的统一补助，也不是某种政治安排，而是源于一个老军人对一位起义军官的实在关照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要让原国民党军人真正融入人民军队，再走向地方工作，靠的不是一句“你已经是自己人”，而是具体到生活上的一件件小事。韦杰愿意做这样的事，也愿意为这些人承担一点心理压力，所以他们对他的信任，往往更深。

四、“兵缘”的底色：不装、不躲、不推

说到这里，韦杰的“好人缘”其实已经隐约显出轮廓。既有山口上与排长换烟的轻松一幕，也有给起义营长寄40元的细致照顾。但若把这些事情拆开看，容易给人一种错觉：他不过是“心软”“和气”。仔细串联起来，底色却是另一种很实在的东西——不装、不躲、不推。

不装，首先体现在他对待身份的态度。作为军区领导，他完全可以选择坐飞机进藏，以最少的风险完成“视察任务”。可他偏偏要坐车，从山口一路颠簸上去，住兵站，挤简易宿舍，喝化雪水，抽绵竹烟。他并没有刻意表现艰苦，而是把战士每天过的日子，当成自己应该经历的一部分。这种“把自己摆低一点”的做法，让基层官兵感到舒服。他们会觉得，这个首长不像站在高台上说话的人，更像是自己队伍里年纪大一点的老战友。

不躲，体现在面对风险和困难时的选择。高原反应一上来，他明明可以顺势停下休整，把行军难度降下来。但他考虑更多的却是：“如果我停下，全队都要停。”在山口氧气袋出问题的那一刻，他没有借题发挥，也没有借此要求降低行程标准，而是直接说“再吸氧也来不及”，转身继续往前走。这不是不要命，而是对风险和任务做了权衡之后作出的选择。战士们看在眼里，心里自然会多几分服气。

不推，则体现在他对人的态度中。感情上有矛盾的年轻军官，他不嫌麻烦，亲自做工作；转业后生活有困难的起义营长，他不甩给“组织”，直接掏钱相助；兵站里犯了错的工作人员，他拦下领导的责骂，说“以后多加小心就是了”。这些场景里，他总是一种姿态：能承担的事，不往外推，不拿“程序”当挡箭牌。这种做法，未必处处都合规整齐，却能真正让人心服。

有人曾用一句话概括韦杰的人缘：“排长敢把手搭他肩上，转业的营长愿给他写信。”前者说明距离近，后者说明信任深。很多人做领导时，能做到其中一点就不错了，而他两者兼具，有几分难得。

再看细节。高原兵站里，他关心的不只是“战备完成得怎样”，还会问“吃得够不够，冷不冷”；面对由于疏忽导致氧气袋漏气的工作人员，他没有顺势训斥，而是先给对方留面子；面对出身复杂的起义军官，他没有居高临下，而是把对方当普通战友看待。这些举动单看每一件都不惊天动地，却在长时间积累中，构成了一种稳定的印象：这个人做事有分寸，对人有真心。

不得不说，在那个年代，官兵关系如何，往往直接影响部队的凝聚力。领导若只会喊口号、不懂得俯下身子，就算职务再高，也难免被下属私下里评一句“离得远”。而韦杰身上，有一种很朴素的军人气质：把话说明白，把路走到前头，把人当伙伴。这份气质，使他在老战士群体中留下了一个简单评价——“这人值得交心”。

回头再看那年夏天的川藏北线。冰雹敲打车顶的时候，战士们裹紧军大衣，望着窗外白茫茫的山口，有人心里打鼓，有人暗自兴奋。车厢里，高反难受的老首长靠在座椅上，闭眼养神，偶尔睁开眼睛，看看前方蜿蜒的山路。没人知道这趟行程对他身体的消耗有多大，也很难用数字衡量他“了解一线情况”的收益有多高。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：当后来有人问起“这个人好不好相处”“这个首长靠不靠谱”时，曾和他一起上山、一起喝雪水茶、一起抽绵竹烟的那些兵站战士和边防官兵，心里自然有一杆秤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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